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走了一条国家扮演企业家，直接办企业的道路，经过30年改革，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基础产业、成套设备产业，至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行业的领头企业。

如果不能使用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向财政政策转移，就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以使他们在通胀过程中的实际消费水平不下降。综上所述，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其诱发因素或者是慢变量，或者是有较强制约，所以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力量所复合形成的通胀，不会导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靠得越深，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就会越主动。如果没有次债危机的爆发，我想很多人仍会维持二十年超美的认识，所以三年前不敢想的事情，今天敢想了。这几年通胀反复出现，很多人都把发生通胀的原因归结到是中国的货币长期超发，由此形成流动性长期过剩，因此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通过紧缩货币来治理通胀。而一旦美元的信誉崩溃，美国物质产品的输入就会断流，美国经济就会走入一场比29—33年更大的危机，因为当时美国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今天则超过45%的实物产品是需要进口的。再来看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影响。

从数字上看，如果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年均为9%，通胀率为4.5%，人民币年均升值3%，年均的现价GDP增长率就超过了17%，反观美国，经济增长率能3%就不错了，通胀率也会比我们低，大约是2%，美元对人民币又是贬值的，所以仅从数字上看，中国十年超美是没有问题的。去年在美国49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近60%是中国提供的，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战略联盟，美国就可以保住它战胜欧盟和控制全球的能力。美国每年领薪日贷款总额在400亿美元左右，为4000多万美国人提供服务，占美国总人口的15%。

虽然银行既买进一些CDS(买债务保险)又卖出另一些，但总体上，银行是CDS债务保险的净买入方，通过CDS等信用违约衍生品规避贷款违约风险。四是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据《南风窗》记者曾东萍报道，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王垸村，家家户户都养殖水产，但像多数村庄一样，这里有机会创业致富、增加就业，可是没资金，每年资金缺口约500万元。今天中国非农就业中，80%多来自中小民营企业，而过度金融管制，特别是挤压甚至禁止民营金融，受害最多的又偏偏是800多万民营企业。

这说明，积极使用信用违约和其它衍生品的银行，不仅在常态时期能给社会、给企业更多的贡献，而且在危机时期，照样能更多地为社会、为经济服务。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吸纳同村老人股金，向村民发放贷款，利息用于分红。

比如，2010年，银监会推出一项创新，主要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及其专业委员会会议都必须有银监官员参加，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美国3亿人口有8000余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可能只有不到500家银行。正如下面谈到，当银行不能使用金融衍生品去规避、配置风险(尤其是信用违约风险)时，商业银行就自然把大量中小企业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也让商业银行自废武功：躲避风险，不碰有风险的企业和项目。第四种办法就是找领薪日贷款公司，借钱后，到月底领薪即还。

2008年6月27日施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再次将农村资金互助社列入银监系统的监管范围。银监官员参加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董事会是股东的代表与决策机构，银监会以什么法律身份出现？这种创新使董事会性质发生变化，淡化银行为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在那里，金融饥饿的后果并不抽象，而是具体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存问题。禁止民间金融，会断绝一些中低收入阶层的出路。

限制民营金融，使创业与就业艰难我们再看看企业金融的情况。Saretto和Tookes教授还发现，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有CDS信用违约期权的公司在债务融资金额与期限上的优势，照样存在，让它们在信贷环境非常不利的时候，继续保留信贷优势，得到长期债权融资支持。

现在的顺序让银监会处于《公司法》之上。实际上，这仅仅是监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一种，不当监管的更大代价还是在社会层面。

第二个社会后果是就业增长困难。授人以渔，终生之用，短期补贴只是鱼，如果农民的金融自由能恢复，其实质是授人以渔。这些年里，监管机构的确再三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宏观政策意愿往往被具体监管政策所否定，使实际中小企业贷款空间小。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飞利浦·格拉姆，在1985至2002年底间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十八年，参与制定了许多美国法律。如果银行只能赚简单的存贷利差，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中介服务，包括满足各类利率衍生品、各类流动性衍生品、各类信用衍生品的需要，那么，中国的商业银行除了为成熟的国企和规模民企提供贷款外，就难有其他金融服务，更难以通过金融工具优化配置风险，为高风险成长型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但是，银监会等行政部门选择了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由禁止、取缔农民自发金融机构。

2006年3月，在三农学者李昌平及村委会帮助下，王垸村老年人协会，也就是后来的养老基金会成立。所以，银行为了规避自己的利率风险，必须使用利率衍生证券进行对冲，否则，银行不能给你或你的企业提供中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即使能做到，所要求的利率风险溢价会很高。

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对银行、对企业和社会的好处，近些年有许多学术论文，既有纯理论的，也有纯实证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虽然在科学家的眼中即兴反应恰恰属于人的行为偏差，从长远看是非理性的，但是，在现实舆论和社会政治气势下，理性往往是奢侈品。

限制如此严格，以至于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0年末，全国数万个乡镇中，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具体讲，在于监管机构的激励架构，亦即，对社会有价值但可能有风险的金融业务，按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监管部门本能选择是禁止。

三是通过老年人股东每年的分红收入，缓和养老问题。虽然关于二次探底的说法还不时出现，但理性已在逐步取代情绪，我们开始冷静评判强化监管的收益与代价。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也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为了从根本上评估高利贷的社会价值，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AdairMorse教授花了几年时间，收集加利福尼亚州各社区的个人借贷、收入、偷盗、抢劫、急病以及房屋贷款法院拍卖等详细数据，希望系统性地回答领薪日贷款到底对社会更有益，还是更有害。一旦民营金融从地下走向阳光、走向合法，民间金融的契约风险就会降低。

领薪日贷款大致是这样：张三的工资可能月底才发，可是，有时因为意外开支或买大件，到月中就青黄不接了，怎么办呢？一种可能是找亲戚朋友借，但这样会搅乱亲情友情。但问题是，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粗放式发展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结构已难以持续，必须转型。

只有在金融环境更宽松自由之后，才能有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竞争和金融创新，金融供给才会增加，民间利率才能降低。大会讨论结果是，90%的老人支持继续办。

摩根大通银行过去几年里，仅信用违约衍生品的头寸，就超过其贷款总额，如果加上利率衍生品、外汇衍生品等的多空交易头寸，总量就是其贷款总额的数倍。但并未如愿，得到的通知是要求停止放贷活动，依法清退资金。

实际情况呢？Norden,Buston和Wagner(2011)三位教授发现：从2007至2009年底，不管有没使用信用违约衍生品，各家银行都在提高信贷利率并同时减少贷款、去杠杆化，可是，即使金融危机高潮时期，积极使用CDS等金融衍生品的银行，其去杠杆化程度要明显低于其它银行，其信贷利率的增幅要远低于其它银行的利率增幅。考虑到三口、四口一家中，可能只需一人去借贷，领薪日贷款实际服务的人口面要高于15%。对社会而言，更高的银行信贷能力，意味着能够支持更多企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为更多普通家庭与个人提供金融支持。其次，完全恢复民间自主办金融的权利，并开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创新自由，解决中小企业的金融饥饿问题，以支持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第三，在你的企业得到10年期贷款后，企业可能有资不抵债即破产风险、或不破产但资质下滑的风险，这些都是放贷银行承担的所谓企业信用风险。他们从养鸡合作社领了50只母鸡，笨鸡蛋每月能卖600元，但要投入450元饲料费。

中央年年号召解决三农问题，而且看来今后还将继续。特别是在对监管权力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危机情绪更容易成为监管权力扩张的借口。

就是说，二级贷款市场、像住房按揭贷款证券这样的衍生证券，从根本上解决了银行等机构的流动性问题、资金来源问题，最终受益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和个人。至2010年底，协会股金总额103.8万元，包括村委会出资50万元，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垫本10万元，219位老年人的股金4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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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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